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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之后,写作何在

  一直以来,发自内心深处的忧伤弥漫于迟子建小说的文本空间,甚至氤氲而成一种无法抹除的情感基调。从《白银那》《酒鬼的鱼鹰》到《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种黏稠而诱人的忧伤如歌如泣、四处飘散,催人肺腑、动人心魄,《群山之巅》承续了这种一如既往的哀伤之情。然而,与此前那种如梦如幻、缥缈密实却又总能升华、结晶而出的忧伤不尽相同,《群山之巅》的忧伤既尖锐杂沓,又有气无力。迟子建仿佛失去了往昔的镇定和气度,而显得絮叨与琐屑。恰如她在小说后记所言“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①这种欲说还休、满腹怅然的感觉,或者来自她自言的更年期征兆,或者源自人到中年随之而来的病痛困扰和生命困惑,抑或是现代化的飞速演进已经打破了传统关于永恒与秩序的美好期许,在一个速产与速朽的时代,一切都变得那么匆促、脆弱、虚空和不可追究。 
  总之,生活的碎片化和生命的无常感使得迟子建已经无法铸造出一个坚实、丰润、可控的文本世界,或者说她开始怀疑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的可能,因为从群山之巅,在最靠近神灵、最远离尘嚣的地方,她发现的却是精神的迷失和价值的崩溃。 
  一、英雄之像的溃散 
  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英雄都是正义的化身和道德的楷模,是民族的脊梁和精神的高标。当然,英雄并非如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训的那样单一和乏味,社会的各行各业、各个阶层,都不乏培植英雄的土壤,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生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②2世纪以来,在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和富强崛起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可谓是英雄辈出、人才济济。然而时过境迁,当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至,当官僚主义和消费主义沆瀣一气,使得权钱交易、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甚嚣尘上时,英雄连同充满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统统成为明日黄花,或者被人弃若敝屣,或者成为形式主义的可悲道具,孤独与蒙羞成为英雄们无法躲避的尴尬困境。《群山之巅》的创作灵感里包蕴着对英雄落魄的无奈和伤痛,而在文本的书写中则对英雄群体的溃散进行了形象化的呈现。 
  失去了半条胳膊和一条腿的安玉顺,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然而胜利之后,他却只能成为英模事迹报告的工具,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感到乏味和麻木。虽然有时千篇一律的英模事迹报告会让他感到充实和得意,但这种缺乏质感的生活却让妻子心生厌烦;而且孟青枝当年钟情于他,绝非出于对英雄的崇拜,而是被他朴素又真诚的心灵之语所感动,是他在报告中暂时忘却英勇和无畏而抒发了对父亲的怀念和感恩让她产生了怜惜和疼爱。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安玉顺像孩童般洋相百出,以至成为龙盏镇人茶余饭后的调侃谈资“一个战斗英雄,没倒在枪炮下,却倒在了疾病的隘口,真是命呀。”③死后的他,只能作为“道具”被安葬在烈士陵园的显眼处成为每年扫墓的对象。而且在这样的年代,英雄甚至成为令人嫉恨的对象,杀人犯辛欣来为了发泄对世道和命运的不满,居然跑到安玉顺的墓碑前拉屎、划痕。总之,在欲望膨胀和价值崩溃的时代里,老英雄的光辉形象瞬间黯淡,只能作为历史的符号遗落在岁月记忆的深处。 
  辛永库这位曾经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一直背负着“逃兵”的骂名而惨遭唾弃,“人们之所以相信他做了逃兵,理由很简单,辛永库在东北光复时,娶了个日本女人。”④人们甚至不无恶意地给他改名为“辛开溜”(“开溜”是“逃跑”的意思)。然而小说在连绵的插叙中却呈现出一个受尽苦难折磨仍善良如初的辛永库,他明知秋山爱子是日本女人,还带个孩子,将来自己会受尽白眼,但还是把他们带回了家。也许表面的动因来自他对女性的亲切和对家庭的向往,但在内心深处,是秋山爱子的孤苦和坚韧打动了他,让他在感同身受中萌生了唇齿相依的亲近与感动。而且也正是这种唇齿相依的亲近和感动,成为辛永库对秋山爱子挚爱一生的永恒动力(尽管后来秋山神秘失踪)。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表面沉默的辛永库其实一直在寻找机会证明自己的“战士”身份。然而令人心酸的是,他的战士身份及英雄行为的最终证实和完成,居然是借助于对犯罪分子的掩护和救助(当然这里也有其朴素的人道思考)。但他对自我英雄的认知无疑信心十足且得意扬扬“我靠着它(马匹)打了一场战争,我赢了,全面胜利了,收兵了!”⑤而且他的神勇得到了辛欣来的无比崇拜“辛永库同志真他妈的智慧,是指挥官的料儿!”⑥然而,一旦英雄的身份获得自我确认,辛永库却陷入了精神虚空之中,他“沦落为酒鬼,腰像是被一夜大雪给压弯的树,突然就直不起来了,腿脚也不灵便了”⑦。这其中尽管有对安平不仁不义的愤慨,但更多的却是对几十年来的冤屈自我一朝雪耻后的落寞,那股子对抗耻辱的心劲正是支撑他存活于世的力量。但可悲的是,辛永库的英勇只有他自己知晓,周围人对他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嘲笑和揶揄;哪怕他火葬后,在骨灰里发现的弹片残痕也没有彻底打消人们对他的猜忌和污蔑。 
  如果说从历史和战争中走来的安玉顺和辛永库无论如何还拥有某些神奇的英雄光环,那么在冷硬如铁、现实至上的滚滚红尘中,两位中年英雄的遭际则未免乏善可陈、令人叹惋。一位是安玉顺的儿子安平。作为法警,安平本应是正义的象征,因为他的使命是代表政府和民意去终结那些象征着罪恶与黑暗的犯罪者的生命。然而他的现实生活却被流言蜚语包围和灌注人们首先不敢与他握手,因为他的手曾经握枪处置死刑犯;继而不愿接触任何他经手的东西,哪怕是金钱、筷子这些日常用品;这导致安平对自我的认知也出现怀疑,以至于他不敢去抱自己喜欢的邻家小孩;最终他甚至不敢出现在私人场合(如参加婚礼),他已经被视为死神的代表。甚至于找对象也撒谎隐瞒自己的身份,当身怀六甲的妻子得知真相后,也变得惊恐至极,哺乳期刚过就协议离婚了;当女儿安雪儿被辛欣来强暴后,流言又开始纷飞,“辛欣来强奸安雪儿,真凶不是他,而是附在他身上的冤魂!冤魂借辛欣来的躯壳,来报法警的杀身之仇。”⑧在一个价值崩溃的时代,人们对国家机器的正当性也产生了怀疑,居然把作为公平与正义执行载体的法警与封建迷信和蜚短流长搅扰纠缠到了一起,这只能证明英雄情愫在这个时代的溃败和贬谪。
  另一位则是拥有民间传奇色彩的屠户辛七杂。小说中的辛七杂无疑是一位有情有义、有血有性的汉子,某种意义而言他身上传承流淌的是中国传统侠义的血缘基因。小说开篇对他的描述充满了神秘而浓郁的侠者之气他以凸透镜和桦树皮借太阳取火,这一充满潇洒气息和自然之态的侠骨柔情令人倾倒;他身上散发着明确的凌厉之气——血腥气,所有的牲畜见了他的人或者闻到他的味道,都四处躲藏避之唯恐不及,而所有的家禽见了他则毫不在意、大摇大摆,因为辛七杂“不宰也不吃家禽,说它们太弱小,对它们下手下嘴太残忍”⑨。而他对刀具的打磨、苛求、爱惜与尊重,更让人大开眼界、直呼神奇。在小说中他的侠情主体现在对王秀满的爱惜和心疼,以及与金素袖的互相倾慕与理解,还有对父亲冤屈昭雪的悲恸欲绝。而他的义举主表现在对传说中贪生怕死的父亲的鄙视,甚至于“他成年后找对象,对媒婆开出的唯一条件,就是这个女人不生养,他不想让不洁不义的血脉流传”⑩。对以儿子的痴傻为由头来推销煎饼的单四嫂的不满,对犯下杀人之罪的养子辛欣来的仁至义尽,对受辱怀孕的安雪儿的深深愧疚与默默接济,等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该令人敬仰的民间侠义之士,在小说开篇之后几乎被遗弃和淹没了,原因何在?其实小说在开篇处已经于不经意间给出了暗示“这些手工打制的屠刀,都出自王铁匠之手。如今王铁匠还活着,可他的铁匠铺早就黄摊儿了。跟铁匠铺一样消失了的,还有供给制时期的供销社,粮店,以及弹棉花和锔缸锔碗的铺子。而这些店铺,在三十年前的龙盏镇,还是名角。”11如此一来,焉知作为龙盏镇曾经名角的辛七杂不会过时?作为养子的辛欣来从来没看好过辛七杂,从小嫌弃辛七杂屠夫的身份,哪怕到了被捕时,见了辛七杂也是一声咆哮“臭杀猪的,你来干屁呀!”12而龙盏镇人也多是在算计自己的私利时才会想到辛七杂,王秀满死后,有俩人同时想起了他,一个是陈美珍,她想让辛七杂娶走陈媛,以解脱自己的女儿唐眉;一个是单四嫂,离婚的她觉得可以在辛七杂那儿找到安稳和忠诚。可见,作为传统侠义英雄的辛七杂已经在现代社会中没落到了何种不堪的境地。 
  当然,小说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进一步展示了现代传媒对英雄的改写和塑造力量。安大营,这位野狐团的少壮军官,在嫉妒与气愤中不慎出车祸,他用付出生命的代价救出了自己喜欢的林大花。然而,颇具反讽的是,安大营此次执行的是私人任务,而且是一次充分暴露军队内部腐败与荒淫的恶劣事件——林大花以八万元的代价将自己的身体出售给了于师长,而交易双方却是那样的心甘情愿和理直气壮。安大营从一个吃醋受屈的倒霉蛋摇身一变成为英雄人物,完全是军队和地方两支笔杆子联合作战、摇旗呐喊、假话连篇的结果。报纸上信口胡诌的那些言辞连龙盏镇人都无法忍受、痛斥不已。因此,现代传媒的积极参与不仅没有塑造出新时代的英雄,反而完成了对英雄的淹没、嘲弄和解构。 
  综上所述,迟子建对我们时代的英雄投去的是无奈和悲愤的一瞥。无论是安玉顺、辛永库,还是安平、辛七杂,抑或是安大营,他们在世俗潮流和消费主义恣意横行的时代,均遭到了无情的抛弃、改写甚至嘲弄。这是一个英雄没落的时代,也是一个势利霸道的时代,迟子建以敏锐之笔探测着这个时代怪物的巨大脉搏,她获得了真实,但却无能为力。多年之后,这种对英雄的工具化、虚假性塑造和对英雄情怀的无视、调侃与鄙弃,必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纪念碑上最鲜明的耻辱印记。 
  二、权力的失控和欲望的泛滥 
  迟子建的忧伤还来自当前社会由权力失控和欲望泛滥所带来的政治腐败与人性之殇。权力是政治赋予的保障社会正义与公平的有效武器,而不是以权谋私、徇情枉法的保护屏障。而当下社会,失控的权力犹如出笼的野兽肆虐横行,并与物质时代的无边欲望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从而掀起了资本经济时代席卷一切的狂风暴雨。 
  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冲击之下,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都被冲击得东倒西歪、面目全非。《群山之巅》中密布着众多价值混乱与倒塌的细节公安机关知法犯法,依靠刑讯逼供迫使犯人就范,对冤假错案早已习以为常。这种滥施权力的后果十分严重,一方面丧失了正义的保证,逼迫某些含冤者彻底绝望、仇视社会,甚至铤而走险、报复正义。辛欣来由二流子向强奸犯的堕落就是强有力的证明,他对安平直言“我恨你们全家!你们家在龙盏镇太风光了,英雄有英雄,神仙有神仙,警官有警官,乡长有乡长,妈的个个得意!我们家呢,除了逃兵、屠夫就是蹲篱笆子的,一窝草寇!我连亲爹亲妈是谁都不知道,谁待见我?没人!我明明没在林子里吸烟,可公安局非把我抓去,说我扔烟头引起山火。我被屈打成招,受冤坐牢。你说我是英雄的儿子,他们敢抓我吗?借他们十个胆儿也不敢!生活公平吗!不他妈公平哇。”13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行政命令的执行者陷入困境,甚至无法获得正确的自我认知。作为法警的安平,一直以来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使者,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枪口下可能也蹲伏着屈死鬼时,禁不住怀疑自己是否在助纣为虐,从而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军队的腐败更是明目张胆、气焰嚣张。唐眉与汪团长的情人关系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人人厌恶但善于钻营的李奇有拔的速度比战士们深深爱戴的郭晋快得多;打着视察的旗号到下级部门作威作福、吃喝嫖赌的于师长,如此等等。 
  而真正让人焦虑的是政府本身的腐败,小说中的陈金谷及其家族就是典型代表。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权钱交易、道德沦丧、自私自利和野蛮的原始积累,均在陈家得到了象征性的阐述和揭示。然而,需特别及的是那些看似普通且极易被漠视的官僚——如唐汉成。作为偏远地区的龙盏镇的镇长,唐表面是一个因珍爱原生态而拒绝招商开发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与大多数希冀借助轰轰烈烈的GDP大爆发捞取政治资本的官僚不同,唐的态度和行为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坚守。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小说在各种情节的连缀和累积中向我们呈现的并非是以法治观念管理小镇的唐汉成,相反,某种意义上他完全在按照自己的私愿打造属于他的“独立王国”为了打发屡屡闹事的烟婆,安排她去南市场当卫生监督员,尽管在镇人看来这是最具反讽意味的人事安排(烟婆最不卫生);为了让学医的女儿对小镇死心而去县城工作,他特意不改造镇卫生院,任其破败;为了女儿的安全,他挖空心思说服政府斥资在女儿住处旁建派出所;他视安雪儿为小镇的招牌以吸引香客,当安雪儿被强暴后,他劝诱女儿和单四嫂作伪证以保安雪儿的清白;为了保住镇卫生院的收益,他指使院长造谣、欺骗那些拒绝医疗以逃避火葬的老人们;为了吓走来进行地质勘探的工程师,他买通斗羊的李来庆,结果误伤辛永库并致其死亡。……总之,这样一个大家习以为常的镇长在小说中飘忽闪现、无所不能,叙述者在字里行间似乎对他没有多少訾议,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似乎对他也还尊敬有加;然而,也许正因为习以为常才更加令人惊惧和痛心——我们的政治生态已经到了百毒不侵、麻木不仁的地步。特权性的腐败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特权成为庸常、当庸常成为习惯并渗入无意识领域,所谓施行和受行、吃人与被吃便可以打着某种冠冕堂皇的旗号堂而皇之地上演了。
  三、民间秩序的失范和民间精神的坍塌 
  在我们这样一个家国同构并曾经依靠政治挂帅的统治肌体里,历史遗留和惯性的力量并没有因为时代的转变而彻底清除,整个社会的运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依循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领域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模式。所以,当政治领域和文化公共空间的价值体系分崩离析时,民间秩序的失范和民间精神的坍塌也随之而来。 
  当前,由于中国各地发展步调不统一,导致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同时并置,加之现代传媒的推波助澜和火上浇油,整个社会的价值空间看似无限放大、无限自由;而实际上,却也可以理解为一片混乱、一片芜杂,从而导致当下道德和价值体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个安雪儿事件就将民间的精神状况展露无遗。安雪儿因为天生侏儒、聪明过人,刻碑无师自通且能预知人的寿命而被龙盏镇上下尊为“安小仙”,受人崇拜,得人尊敬。但是,当她被辛欣来破了真身,龙盏镇人则开始对她进行新的演绎,认为她是附在辛欣来身上的屈死鬼来报复法警安平的道具,一夜之间由神变为魔。而当她怀孕食量大增后,人们由开始的惊诧、同情进而非议四起“有摊主说以后不能让他白吃了,因为她肚里怀个孽种!纵容她吃,就是犯了包庇罪。有店主说,以后安雪儿来吃饭,不能把菜给她往好了做,弄成猪狗食,让她难以下咽,不能让辛欣来的种子,在好土壤里成长!当然也有好心人,认为安雪儿怀孕是好事,绣娘有了第四代,利于她康复;辛七杂有了孙子,能缓解他的丧妻之痛;而安雪儿有了自己的孩子,养老有保障了。”14由此可见,传统民间正当的价值规范已经被现代以来的政治和消费文化串通一气进行了双重的洗白和改写,变得价值混乱、歧义丛生,民间社会已经几乎沦为彻头彻尾的藏污纳垢之地。 
  小说中布满了民间对道德失范已经见怪不怪的细部示。水利局屈局长为包养小三,给退休的妻子到龙盏镇买门面,将她变相驱逐出家,而做了老板的刘小红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婚姻。一辈子受穷的烟婆给女儿林大花灌输的是消费时代金钱买卖式的婚姻理念“烟婆一再跟她说,她没有好出身,没有好工作,也没有惊人的美貌,这在现世,等于是个‘三无女人’,前途出现彩虹的几率少,一定保护好自己的处女身,这对某些看重它的男人来讲,就是豪车宝马!”15而陈美珍劝女儿唐眉嫁给家具厂的老总林善财,看中的也是他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辛欣来犯案后单四嫂的算盘是一方面自己暗地里喜欢辛七杂,觉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另一方面,觉得安雪儿失身后会一夜贬值,恰恰可以与自己的傻儿子单夏门当户对、相并论,这是亲的大好时机。老魏自始至终堂而皇之地出入发廊等色情场所而毫不掩饰。“斗羊节”本有的朴素民风也沾染上了个人求名图利的功利色彩。那些鄂温克的老人们,一开始在风俗的支撑下还以“集体自杀”(由大吃大喝到不吃不喝)的方式对抗丧葬制度的改革,但却轻易败给了金钱的虚张声势。试想,连这群自称有信仰的人都在金钱的凌厉攻势下丢盔弃甲、败下阵来,这个时代的精神堡垒还有什么可以依凭?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民间价值的崩溃和民间秩序的失范,一方面将底层民众精神真空的情状暴露无遗,这种四分五裂的状态某种程度上可以映现出当下社会草根群体的历史现状。另一方面,崩溃之后最大的受害者依然是底层民间,那些指指点点、自以为是的嚼舌者和冷漠者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灾难的牺牲品。所以,这种民间的价值崩塌和秩序失范破坏力惊人,极有可能导致恶性循环而难以收拾,这无疑加剧了迟子建的忧伤情结。 
  四、忧伤的外溢与书写的犹疑 
  让人忧虑的是,《群山之巅》中过分外溢的忧伤不仅冲毁了小说的情感基调,变得过于主观和恣意,而且极大地影响、伤害了小说的叙事。众所周知,迟子建向来以珍惜自己的文体与叙述而著称,《群山之巅》的开篇也延续了其一贯的叙述质地和感觉,那种开门见山却不急不徐的叙事节奏,舒缓飘逸、老到娴熟的审美风格,以及贴近生活、水到渠成的词语句式,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坠入小说的情境之中。然而随着小说文本的展开,问题却接踵而至,尽管在某些细部的片断上还闪现着属于迟子建式的语言光泽和叙事语调,但在叙事的整体节奏、结构和气氛上却已经支离破裂、撒落一地。 
  首先,小说叙事杂沓,用力太匀。“一个飞速变化着的时代,它所产生的故事,可以说是卷扬机输送出来的,量大,新鲜,高频率,持之不休。”16显然,迟子建对身处的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甚至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惊叹与无措感;但毫无疑问的是,文学不是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尽管有时候我们期盼它可以如此神奇和伟大。《群山之巅》的问题在于,作者过于爱惜、迁就作为素材搜集而来的那些人物了,并且花费了太多的精力来构建只属于他们自身而不一定属于小说的故事。尽管迟子建曾坦言这些故事让人感动,我们也承认小说里的一些故事片断确实充满了温暖和力量,但这些片断有的并非出自小说主体的必然求,或者说它们不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可有可无或应该简略以至舍弃的。比如安平与李素贞的“手”的故事,金素袖的故事,和秋山爱子的故事。作为单独的故事它们都意蕴丰厚,而且它们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抵御或冲淡了小说因浓郁的忧伤所带来的尖锐的绝望,但在整部小说中它们被处理得过于膨胀,以至于掩盖了小说的主体和主题,显得有些节外生枝和喧宾夺主,这未免得不偿失、令人遗憾。其他如单尔冬与单四嫂的婚姻故事、烟婆的故事、老魏的故事,虽然也显示了现实生活的某些面影,但是都可以进行简化处理。 
  其次,插叙过多,打破了小说的叙事节奏。正因为照顾很多人物的故事,所以几乎每逢人物出场小说都展开插叙以完成介绍,而整个小说又以倒叙的方式进入,这样文本中四处交织着倒叙与插叙的轮番上阵,导致整个小说的叙事磕磕绊绊、踉踉跄跄,完全冲毁了小说的气韵和生动。我们完全理解迟子建的宏伟抱负和远大野心,她试图对“群山之巅”进行一种全景式、广覆盖的描写和呈现,从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揭示芸芸众生的生活面相和生命本质。但是,这需有高屋建瓴的宏阔视野和心灵手巧的构造技艺,而就《群山之巅》目前的艺术空间而言显然无法实现;而且实事求是地说,迟子建的创作气质也决定了她不太适合进行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劳作,当然如果她试图以此进行艺术突破,则另当别论。因此,有些人物像单四嫂、绣娘、老魏、郝百香、葛喜宝、金素袖、季莫廖夫等,虽然他们在小说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实在不应占用太多的笔墨,因为小说的构架决定了他们只是陪衬。
  最后,个别情节显得怪异,甚至矛盾。小说中有的情节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它们与小说整体意蕴相去甚远。比如唐眉与陈媛,这原本可以看作是一个赎罪的故事,因为唐眉的善举之下掩藏着惊天的罪孽。但是,令人疑惑的是,唐眉与汪团长之间长期不明不白、莫名其妙的情人关系如何理解?她后来又向安平求救,希望安平与她生养一个像安雪儿那样的精灵,又做何解?一个一心赎罪、祈求上苍谅解的人怎么可能有如此荒唐的举动?唯一的解释是她的赎罪并非发自内心,因为她心有压抑,她孤独恐惧,所以她希望通过欲望的放纵或俗世的力量得到救助或者释放。这可能与这一人物原初的塑造意愿背道而驰。其他如安平押送枪支、斗羊节上辛永库受伤等情节,都处理得大费周章而又莫名其妙。 
  总而言之,在小说《群山之巅》中,那个成竹在胸、款款而述的迟子建似乎遇到了相当的麻烦。她曾经在后记中特别到小说结尾的那句话“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17在文本的意义上,这可能预示着安雪儿另一个“劫数”的开始也未可知;但在文本之外,它似乎暗示着对小说文本创作的颠覆。或者说,满怀忧伤之情的迟子建,以细腻而烦琐的叙事构建的这个文本之塔,在瞬间倒塌了。安雪儿的呼唤没人可以听到,那么迟子建的忧伤呼唤又有谁能够听到呢?或者说这种出自文人之笔的呼唤到底有多少力量可言呢?这部忧伤之作,既呈现出迟子建对世俗红尘中爱恨情仇、喜怒哀乐的悲悯关怀,又彰显着她个人对生命与生活的无限慨叹;然而,她所有的慨叹、申诉与悲愤,都将跟随这句话而自行解构,从而使小说文本陷入一片更为深广的寂寥与伤痛之中。迟子建在此回到了创作或者语言与存在本身,深深地怀疑创作的意义所在,陷入了一种自我价值认同的极度焦虑之中。 
  在后记中,迟子建甚至明言是编辑们的相继认可让她心生安慰。作家的迷惘和无力,是否暗示或意味着诗性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终结?我不想妄言揣测迟子建的创作未来,但我怀疑陷入过度忧伤中的迟子建是否还会创作出新的作品?“新”的意思是,她可能无以为继、无法超越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那个迟子建了。在“群山之巅”,迟子建以令人尊敬的悲悯之情,无限忧伤与哀婉地观看着人世间的堕落和罪孽;而我们则从《群山之巅》发现了迟子建在面对当前的社会、时代、民族和写作时内心的彷徨、怅惘和焦虑,这种心绪将影响她接下来的创作。■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迟子建《群山之巅》,载《收获》215年第1期。 
  ②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于京一,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